古代军事理论中有关火攻的论述，最早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在这部兵书中，火攻被视为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战术手段，孙子认为火攻应与天时、地利相结合，以达到最佳效果。孙子的火攻思想强调了火攻的时机与环境因素，认为火攻应在干燥、多风的季节进行，且要选择易燃的草木茂盛之地。

到了现代，纵火武器的战略应用有了长足的发展。现代纵火武器包括燃烧弹、白磷弹、凝固汽油弹等多种形式，它们在战场上的应用旨在通过制造大范围的火灾区域，摧毁敌方设施，消灭或驱逐敌方人员。现代军事理论中，纵火武器的运用同样强调了环境因素，例如在森林或城市环境中，纵火武器的应用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大火，对环境和非战斗人员造成巨大伤害。

古代火攻与现代纵火武器在战略应用上存在一定的联系。首先，两者都强调了火攻在破坏敌方物资、削弱敌方战斗意志上的作用。古代军事家通过火攻破坏敌方的粮草、器械，现代军事力量则通过纵火武器摧毁敌方的军事设施和物资储备。其次，古代火攻对地形的利用和现代纵火武器对环境的考量也体现了一定的连续性。古代军事家在选择火攻地点时考虑地形和植被，现代军事力量在使用纵火武器时同样需要考虑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

然而，现代纵火武器的战略应用也面临着与古代火攻不同的挑战。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对战争行为有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对平民的保护和对环境的破坏有严格的规定。因此，现代军事力量在使用纵火武器时，不仅要考虑战术效果，还要考虑国际法的约束和战争的道义责任。

综上所述，古代军事理论中的火攻与现代纵火武器的战略应用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在战术目的和环境利用方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军事战略在使用纵火武器时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包括国际法、道义责任以及对环境的保护。这种联系对现代军事战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古代的火攻思想为现代纵火武器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现代军事战略在应用纵火武器时，需要在遵循国际法和道义责任的基础上，寻求更加精确和有限度的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