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发展深受西方军事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开，这一系列的外来冲击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引发了变革，也在军事领域催生了深刻的反思和改革。

首先，西方的火器技术和战术对中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开始引进先进的西方武器装备，如步枪、大炮等，同时学习西方的训练方法和战术原则。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清朝军队的战斗力，但也暴露了传统中国军事体系的局限性和落后性。

其次，西方军事教育模式也传入中国。为了培养现代化的军官队伍，一批新型的军事学校在中国建立起来，如北洋武备学堂、南洋水师学堂等。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借鉴了欧美的经验，为中国军队输送了一批掌握先进军事知识的将领。

再者，西方军事思想和战略理论的引入对中国军事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到马汉的海权论，再到后来的总体战理论，这些经典的西方军事著作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事家和理论工作者。例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部分就吸收了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的元素；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则体现了他在社会秩序与军事管理上的融合尝试。

此外，西方军事技术革命对中国也有深远影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航空兵器和坦克的出现，以及后来的核武器研发，都促使中国在军事科技上努力追赶，以求在新的军事竞争环境中立足。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一度强调自力更生，但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仍然引进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成果。

最后，西方的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观念也对中国的军事政策和国际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与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一系列的国际和平活动，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和谐的理念体现，也是对西方文明中尊重人权和法治精神的吸纳和发展。

综上所述，西方军事思想对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武器和技术，还推动了教育改革、促进了理论创新，并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防政策和社会发展方向。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在吸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军事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