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现代战争的规模和强度如何受到近代军事理论发展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近代”军事理论以及它涵盖了哪些内容。近代军事理论通常指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至20世纪末这段时间内的军事思想发展。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家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战争本质的深刻见解，这些见解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作战方式，也对后世的军队组织和战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军事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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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战（Total War）：这是由德国将领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和后来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提出的一种理念，认为国家应该将所有资源用于战争中，不仅仅局限于军队，还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这种观念导致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因为交战国必须动员整个社会来支持战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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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战争（Mechanized Warfare）：随着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的发明，以及飞机的大规模应用，战争变得更加机动化和毁灭性。英国将军J.F.C.富勒（J.F.C. Fuller）和法国军官安德烈·马歇尔（André Beaufre）等理论家提倡使用快速移动的机械化部队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这使得战争的节奏加快，并且对战略深度有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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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权论（Air Power Theory）：意大利将领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和美国空军少校威廉·"巴德"·米切尔（William "Billy" Mitchell）等人主张空中力量可以改变战争的本质。他们认为控制天空对于赢得战争至关重要，因此强调建立独立的空军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机 fleet。这也增加了战争的破坏性和全球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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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战争（Asymmetric Warfare）：美国陆军上校约翰·博伊德（John Boyd）和以色列国防军的理论家们强调了灵活性、创新性和适应性在对抗更强大对手时的价值。他们的理论为游击战和小规模冲突提供了新的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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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心战（Network-centric Warfare）：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海军上将阿瑟·科夫曼（Arthur Cebrowski）和海军陆战队少将查尔斯·基廷（Charles Krulak）倡导了一种以信息共享为核心的新型作战模式。通过先进的通信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指挥官能够实时掌握战场情况，从而做出更快、更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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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制导武器（Precision Guided Weapons）：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特别是GPS导航的出现，精确打击成为可能。这减少了不必要的平民伤亡，提高了目标打击效率，但同时也意味着战争可以在远离前线的地区展开，如远程无人机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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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全域作战（Multi-Domain Operations）：近年来，美军提出的这个新概念旨在整合陆地、海洋、空气、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多个领域的行动，实现跨域协同效应，提高整体作战效能。
这些只是近代军事理论中的几个关键方面，它们共同塑造了现代战争的形态。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近代军事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战争的规模和强度。例如，总体战的理论导致了大型的工业化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机械化战争的理论催生了坦克编队的广泛运用，改变了地面战斗的方式；而精确制导武器的开发则使得战争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同时减少了对士兵生命的直接风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军事理论对战争实践有重要指导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其他因素，如政治领导层的决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公众舆论以及对人道主义的考虑，也会显著影响战争的规模和强度。此外，技术的进步往往先于或独立于理论的发展，同样会对战争产生变革性影响。因此，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来全面理解现代战争的演变。